疫情给公益发展的9个发现|答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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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随喜，

感谢你的分享。

你的自述反复读了几遍，配合上之前在分享中听到的叙述以及在电话中聊天的内容，很多的细节更加的生动，阅读的过程好似一幅长长的浮雕出现在脑海里，深深浅浅，非常立体，持续绵延。

其中关于遗憾、愧疚感、无力感和紧张感的段落唤起我的相同感受，这是一种在疫情中的普通人的通感。反过来，行动力作为在这些感受上的一种呈现，显得更有力度，有那种更有立体感的锐度。

所以我在第一次读完到第二次读之间停顿了一天，好让汹涌而出的细节在心里有一个澄一澄的过程，才能又看清眼前的溶液的清亮度和层次。

你的叙述完整度很高，从08年的汶川往事引出了自己参与行动的内在关切，直到最后国际救援的一种深深的遗憾和心痛，在这个过程中我产生的第一个好奇：

Q1：在用笔触回忆发生的事件、细节和感受时候，在内心中升起的的主线是什么？是不是之前在电话中提到过的“从人的角度”去理解事物？还是有了另一种理解？

把近一万五千字的叙述看完，再放一放之后，我能感受到一种鸡尾酒一样的层次感，这种层次感本身是对于“行动者”标签的一种更细的诠释。

每个行动者都是不相同，但在统一的标签下，会形成整齐划一的错误想象。

你叙述中直接表达或间接体现的这种层次感，本身赋予了行动以更丰富的含义。

我看到的几层包括：

1. 成为一个重大事件的深深关切者；

2. 信息的传递和组织者；

3. 参与到具体的救援任务中的任务承担者；

4. 承担 “润滑剂，缓和通气，安抚作用，做正向引导”（引用表述）的知心大姐。

5. 后来在看了你在“公益大爆炸”上分享的文章后，又有了一个新的层次：更大范围、不同主体的行动间联系的观察者和反思组织者。

因此在这里提出第二个好奇：

Q2：你自己觉得身上的不同层次的角色在整个“行动”的过程中，是如何配合的？如果你觉得有这种层次感，你自己怎么给她们取名字？这些角色对于挖掘行动中的不同人、不同场景和不同阶段的需求的关键点分别是什么？

读到叙述的最后，发现最初的那种挫败感和无力感好像逐渐消散了，有一种在叙述的过程中，你已经生长出一种力量的感觉。

第三个好奇：

Q3：行动和反思分别带来的力量感分别是什么？这种力量感现在回到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它们在走向哪里，可能会对生活和工作带来哪些变化？

整个叙述有很多对于如何将行动中的观察收获应用到未来的触点体会，包括了很多遗憾和欣慰，因此有了第四个好奇：

Q4：回到公益教育的本职工作中：

1）从海外沟通的受阻中，如何理解人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还无法有效学习、甚至于拒绝学习的状态？障碍在哪里？

2）在突破了组织边界的救援协作中，怎么理解“后疫情”时代的内涵和范围？

3）有哪些专业经验得到了升级，有哪些看到的趋势或者经验觉得应该推广，以及如何推广？

以上好奇，不是必须要回应的，只是希望能帮助到你对于反思框架的生成。

非常期待下一次的讨论。

我们都需要在分崩离析的感觉冲击后，再重新组装和出发。

相隔千里，拥抱一下。

Yours，

Cindy S.

Dear Cindy S.：

看你发的几个问题，我陷入深深的思考。

其实我自己在写这个历程时，有点像是在抽丝剥茧的过程。

没有一个自上而下的整全的逻辑，只是觉得这两个月里很多的片段喷泉般涌现出来。

没有太多以组织一篇文章的方式去做裁剪，就只是把它罗列了出来。

当然在所有罗列出来的片段里，也并不是展现了所有的分分毫毫，难免是挂一漏万的。

其实人是很能麻痹自己的动物，如果顺着时间的流逝，就这样不想不问的走下去，也不失为一种幸福。

但是当回头去看，尤其是回头去看那些有创伤的时段，难免如同揭开伤疤一样再经历一次苦痛，也许这也是一种治愈的过程。

所以当我去写下那些文字的时候，确实有的时候不忍细想，也不是特别愿意完全地带入到当时的情绪里——可能也不会完全地代入当时的情绪里。

因为当时并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并不知道当地的真实的情况是怎样？每天被各种各样的信息包围。

你不知道该信什么，也不知道不该信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解读。

尤其是对于远在湖北以外的远程志愿者来说，有点像是生活在平行宇宙，一边你看到你的手机里大量的信息，一边你可能就是宅在家里享受安全、宁静的时刻。

你当然可以有所选择，选择追剧看书、在家里享受美食；或者选择跳进另外的一个平行宇宙里去跟另外的一群人一起承担痛苦。

同时当然的你也会受到质疑，比如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你身在远方，还要对当地的事情那么感兴趣，你获得的信息，你周围人可能会认为是在造谣。

比如我的父母就很担心，屡次告诫我，不要在网络上发表任何跟疫情相关的言论，尽量少转不够“正能量”的信息。

对于我来说，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宅的人，我真的可以做到一直呆在家里不出门，只要有书有网络。

但是这一次我没有办法做到闭目塞听，钻进自己的书和剧集里，因为我心里知道有一个城市的人在受苦，而这个受苦的城市里的人，他原本有可能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

我们与他们唯一的不同是：在病毒的随机摇号里，我们没有被摇中。

所以我没有办法做到不闻不问，我内心的焦虑感在折磨着我，这跟我平常周末偷得浮生半日闲是不同的！

我跳进这个明知道可能会带来很多内心冲突的线上支援的时候，并不会像我自己在做公益项目那样去问这件事情背后的意义，它能达成的目标。

我不会以目的和意义来衡量我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我就只是在做，我甚至不知道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就是在做。

我觉得很多线上志愿者跟我是一样的，大家就是泡在信息的池子里，抓到一个需求，就想方设法的去解决一个需求。

有的时候，解决不了什么需求，就传递传递信息。

我甚至觉得这就是逃避痛苦的两极：要么屏蔽所有相关信息，装作看不到，完全漠视；要么一头扎进去，不问缘由，做一点是一点。

也许后者看上去更“高尚”一点、更有行动力一点，但实际上对我自己内心来说，两者本质上并无区别，我们都是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冲击之下，努力地求得一些内心的安慰，仅此而已。

我并不觉得我们在参与做的线上救援有什么伟大的或者特别值得骄傲的地方，我觉得我们不过是寻求另一种方式的解脱。

如果我们所做的，真的对当地的人有所帮助，那也是九牛一毛。

跟当地人所承受痛苦来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实在是微乎其微，实在没有什么可值得赞颂的。

拉拉杂杂说这些，其实是让你知道我很难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做出什么“鸡尾酒”似的分层，因为我只是在做，我并没有想过做这个事情是以什么角色？

我只是运用自己这个人去做事，我所做的事情能做到什么？能实现什么？当然与个人的特色和个人的能力资源有关。

这也并不只是我自己，我相信所有做线上支援的志愿者都是如此，他不仅仅只是运用自己的手指和键盘，他还运用自己的头脑、阅历、既往的知识、经验能力以及人脉。

至于要如何对已经既成的事实做分析、归纳和总结，我想这是你们研究者的能力专长吧。

在接受这个行动研究的任务之前，我就有想过要写一篇推文，记录我这两个月的心路历程，但是迟迟下不了笔。

就是前面所说信息太多、太沉重，老虎吃天，不知该从什么维度切入，差点是拖着拖着就放弃了。

所以非常感谢这个行动研究的计划，尤其是特别感谢你，我之所以能整理出这15000字，90%的原因是因为有你在给我一个Deadline，让我有一个紧迫感。

如果不是现在呈现的话，也许再过一段时间，很多东西也就消失了。

另一个我觉得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确实感觉到在写字的过程中状态的变化。

最开始是非常难的，前1000字写了又删，删了又重新写，但是到后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甚至到交付仍然觉得还有很多要说的话没有放进去。

虽然庞杂且无序，但是确实觉得以文字作为倾诉，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治愈。

诚如你所说落笔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愤懑、无力，行至末尾，反而有了一种更高的视角，可以跳脱开小我，去看整个事件的过程，可以一个回忆的视角去看当时的感受，这样那些愤懑无力也都成为了一种体验。

以上是我对你前三个问题的回复。

至于这些经验对未来对公益行业会产生哪些作用，我确实是想过很多。

3月6日，我在跟我们团队开会的时候，就罗列过我的一些反思，以下发给你，一孔浅见，聊博一哂：

1、筹款困境：

疫情一方面收割了全年的企业和个人捐赠，另一方面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都使得2020之后的两年都会是很难筹款的时段。

2、远程办公对办公室、行政及地域性的瓦解：

强制性的远程办公使得人们加快了学习和使用互联网协作的步伐，相信很多组织都由此发现了网络协同所能带来的成本减少和触及范围扩大的优势——一个公益组织如果不再需要一个办公空间，那也没有了与此相关的行政工作和工作人员，还有人员磨合、通勤、会议、食堂、停车等等的一系列工作成本都可以大幅减少。

同时，如果公益组织可以像远程救援的工作组一样，把工作任务化、清单化、工作协同都可以网络化的话，那么公益组织雇佣人员的形态也将发生很大的变化——线上协作，可以用到全世界各地的人才，而不是仅仅在公益组织所在地的人才；远程办公也可以改变雇佣的形式，从全体全职到更多的兼职、短期工作等形式。

对我们自己的公益机构来说，我们是一家地方基金会，我们有很多针对农村学生的心理和成长类培训只能在地进行，可是在全体被“圈禁”的情况下，如何把线下课程转线上，从一个“有了更好”的问题变成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当课程线上化了，受众的地域阈限也就打破了。

3、社会问题敏感度和回应速度会成为决定性因素：

这次疫情的突发，把很多公益组织都打蒙了，越是结构庞大的组织越显得僵化，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下完全是失灵的状态。

当这么大的社会问题，这么大的需要暴露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全国那么多的公益组织在疫情突发的第一阶段（2月5日之前）都没有什么应对，但是也有一些组织很快就反应过来，在投入战斗支持前线的同时，也获得了大量的信任和资助。

当一个民间的公益组织背上了太多的规定、太多的检查，当行动前不再先考虑有无需要，而变成先考虑允不允许、合不合规开始，一个组织的僵化就已经发生，而对于一没资源、二没背景的民间公益组织来说，失去了回应社会问题的灵活性就失去了核心价值。

这个觉察对我来说是有着颠覆作用的，因为二十年前我从一个志愿者一步一步走进公益组织，后来又管理和创立公益组织，我一直认为公益行动的规范化就是其专业化的体现之一。

从一个人光杆司令一年几十万的“小作坊”到逐渐羽翼丰满成为一家面面俱到的机构，机构的规模也许扩大了，但是对于社会问题的敏感度和适应性却降低了，很多组织长期处在一种如履薄冰、投鼠忌器的状态下。

这种温水煮青蛙的状态消磨了很多公益人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快速行动的激情。

另一个方面是关于公益组织的扁平化管理模式，我在进入公益行业以前，一直在科层清晰、官高一级压死人的地方工作，作为一个热爱平等的天秤座，我非常讨厌这种不平等的组织结构，所以当我有机会可以带领一个团队时，无论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我会把去中心化、集体决策看得非常重要。

不过这种小范围的“扁平化”的试水，也存在着很多的困难：

比如当每个员工都被组织赋予了更多自由的同时其实也赋予了更多责任，但是员工（尤其是有企业或机关单位工作经验的员工）已经习惯了只承担职位责任或有限责任，为此他可以完全不care是否有决策机构的自由。在这种状况下，去中心化、集体决策就会被看成是一种领导的推卸责任。

也有一些正好相反的现象，是自由变成了放任，员工享受集体决策的自由，但是却不愿或者无法承担后果的责任，这种责任不仅指行为后果责任，也指法律责任。

这些问题都使得治理结构去中心化的自留地试验徒有其表，内核不足。我自己分析是因为内在和外在的条件都不充分：内在是组织去中心化管理的基础是以共同使命、充分职业化为前提的；而外在是以社会认可程度为前提的，内在因素大于外在因素。

这种组织形式，在这次疫情中就可能会出现调度上的困难：

1）号召与强制：在这样的组织中，领导权力被弱化，行政命令不是机构运行的尺度，比如说我虽然是1月26日就开始投入疫情战斗，但是我无法强制我的团队和组织加入战斗，我只能号召，因此导致我整个两个月的行动中基本上是以一个个体志愿者的行动在回应的——但据我所知大量的民营企业（尤其是老板说了算的小民企）是整团进发的，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决策和行动效率：在面对紧急状况时，七嘴八舌的讨论如果不能达成共识，那决策和行动的效率简直低到发指，在尊重多元和高效决策之间也存在着看不见摸不着的平衡点。

4、从受助人到用户：

前两年我就在想，在一个粉丝经济的时代下，一个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到底是怎么变现为发展要素的，我发现很重要的一个公信力容器就是社群。

公益组织的社群通常是受助人社群，“受助人”这个词直接标签化、弱化了社群的功能和可能性。

如果我们是商业组织，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受助人当做用户来对待，我们是否会更好地服务到这个社群呢？我们会否能够更好地影响和启发这个社群呢？

5、基层执行力量的重新发现将改变公益“组织”的概念：弱组织化，强组织：

在疫情中涌现出来的太多的民间自组织，未必是公益组织，包括社区、车友会、读书会、粉丝群等等，这些非正式的组织在疫情响应中起到的几乎是与政府救援的流线平分秋色、撑起半边天的作用。

尤其是在武汉本地的民间自组织，大量的民间需求是通过这些民间自组织去传达和回应的，这些自组织具有很强的资源调配和响应方式的灵活性，在行动的过程中学习和改进的能力也非常强。

除了自组织以外，还有大量的参与民间自救互助的个人通过一个共同的使命和一根无形的网线凝聚起来，很多个人从参与做一件事开始，变成了一个关键的节点一个无冕的领导者，这种非正式的、没有上下级科层的横向领导力在疫情中异军突起。

这样的基层力量让我有两点启发：

1）民间公益如果能够“弱组织化，强组织”，可能会有一些新的生命力成长起来。弱组织化是说回应社会问题未必需要一个公益组织，可以是一个工作团队，要合规找个公益组织挂靠就可以了，不影响工作效率，减少很多“合规”成本。强组织是说工作小组的工作核心是组织（动词），组织社会资源、组织分配机制和流程、组织人力资源。

2）当基层执行力量已经如此磅礴了，公益组织要怎样改进自己的工作流程，与这样的基层执行力量协同起来呢？

6、互联网贫困：

这次疫情，有数以万计的志愿者通过互联网支持疫区，因为全民禁足，所以远程办公、远程教学都成了必备，是不是所有人都做好了“上网”的准备，从上网的终端到内容，从人们的意识到信息筛选，在紧急情况下这些都不容细想，如果不是这次疫情的话，很多公益组织还在论证农村小学网络化教学的利与弊呢。

农村的孩子、家庭真的全部都具备了网上学习的能力了吗？提供教育内容的一方真的确定这些内容都适合网络化吗？网络教学解决了地域师资水平不均的问题，但是不能解决学生水平不均的问题，人机对话能力的增强会否使得人人交互的能力降低呢？

不能上网、或者不能良好使用网络资源、或者不具有网络信息甄别选择的能力，会否成为一种新的贫困呢？

疫情之后，相信全球都会对网络使世界扁平这一抽象概念有了更加具体的理解，病毒让全球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而决定奔跑速度的除了基础建设之后，最重要的就是互联网与日常的接入程度了。

相信随着社交隔离而带来的互联网技术再次跃迁不会太远，我们的农村、我们的人民做好准备了吗？万物互联会让最窘迫的人群平等参与，还是用技术让阶层更加疏离，这些都不是技术的问题，它取决于意识。

7、在破坏中创新的新时代：

我最开始认为这次疫情是我们有生之年经历的又一个公共事件，但是随着疫情的全球化蔓延，我越来越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公共事件，而更可能是一个新时代的分水岭。

自美国1929年经济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社会从焦土中不断新生，越是在毁灭性的事件后，越是有一些匪夷所思的创新，这些创新往往以打碎原有结构为发端，最终导致全民在生活日常层面的根本性改变。

2020，会不会因为这次自二战以来的第一次全球危机而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元年呢？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话，那新时代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呢？

我没有答案，只有一些想象：也许在疫情之前主流价值还是更快更高更强，致力于赚得更多住得更大玩得更豪，经此一疫，会不会开始转变思路从“攥取”型的发展而趋向“防损”型的发展呢？前者也许会更倾向于消费或投资于房地产等预期价值上，后者可能会谨慎消费或投资于健康产业上。不确定性社会可能会伴随着更大程度的创新和更加保守的策略，不一而足。

另外，这次疫情并不仅仅是一场疾病，一个事件，全球几十亿人可能都在瞬间体会到了“忽喇喇似大厦倾”的幻灭感，各种空城的照片给人们带来的不真实感，社交隔离带来的孤寂和个体感，人道主义危机对于原有意识、社会机构和世界秩序的冲击，这些情绪、焦虑、茫然、无措、无力感，都可能会让很多人从追求外部利益的路上停了下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开始回到内心、回到小范围的关系、回到原来已经忘记了，现在才突然觉得珍贵的日常中。

也许，人们的生活会越来越方便，但是心灵却越来越张皇，也许，人们会比以往更多地需要心智产品来解决追不上物质发展的心灵饥渴。

8、十年后公益行业可能被新形态替代或瓦解：

今天，我们已经正式复工，回到办公室，见到阔别已久的同事，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没有改变，但是我心里有些东西已经松动了。

随着这些年从志愿者到公益人到公益组织负责人的路径上走来，我却越来越发现伴随着组织化程度增强的同时，公益组织的灵活性和对社会问题、市场需求的敏感度、回应速度越低，即使是一个十来个人的小组织，也有大量的文牍会海和行政事务。很多组织走着走着就忘记了自己存在的初衷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养活团队、养活房东、给资方交报告。

公益人的价值是“组织”，是连接各种各样的社会资源，并在连接的过程中输出公益价值观。公益不是公益组织，不是公益行业，不是公益项目，甚至未来可能都不是公益组织来做公益，公益行业的墙会逐渐坍塌，直到没有行业。

面对不确定社会，商业组织显然比公益组织会更快适应，因为部分商业组织习惯了跟随用户和社会发展不断地调适、变化，习惯了没有顶层设计，而是用敏捷思路不断地迭代、升级和跃迁。

而如果公益组织还抱着几十年前的逻辑框架，十几年前的工作方法，还以为做公益就必须得照着一份几十页框得死死的项目书亦步亦趋的话，就必将被新时代无情地碾过，且不会被告知原因。

9、社会的发展取决于人的集体意识：

世上没有什么横空出世的救世主，只有一个一个平凡人的意愿，当这些点滴的意愿不断积累，就会量变引起质变，产生一个关键人物或出现一个关键事件，最终推动社会发展或观念的改变。

在疫情全球蔓延的今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有了真切的实感，要解决这样大的危机，最需要的就是拆除巴比塔，未来人类社会去往何处，完全取决于人类的整体意识的走向。

我们自己的意识在什么层次？公益能为意识提升做些什么？这可能是旧的发展通路解构之后最需要思考的问题吧。

在危机中寻找新机会，在焦土之上重生，拭目以待，新时代降临。

Yours

随喜